立此存照

我是「左仔 」我怕誰
政在生活
監修按語：

今期的「政在生活」，我本來打算不讓它出街，或者，若半點也不由得我做決定，起碼都不會寫什麼「監修按語」。

理由倒不是由於負責的記者霍民禧所講的「很『政』而並不『生活』」，這個顯然不成問題，中國人早就慣了過泛政治化的生活，三千六百多年前商湯就搞過 「革命」，二千二百多年前陳勝吳廣等一群一腳牛屎的農民都識得講「全民起義」。

理由，於我，永遠只得一個，那就是「不好看」，有點像看「文大商」三大左報的「愛國者專訪」，但大家手上拿著的，卻明明是《信報》。

後來，我還是讓這篇訪問出街。

因為，我想讓大家好好歹歹看看霍民禧，一位在廣州出生長大的八十後。

我想讓大家看看一位接受了二十多年「國民教育」的大陸有為青年，通過訪問一個叫「陳鑑林」的老左，而在不知不覺間流露出他自己如何看待「民族主義」 這種意識形態。

一如所料，訴諸「相對主義」。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火星永遠不會撞到地球，例如這回就是以捍衛言論自由的高貴姿態，來為失去的自由意志獨立思考批判 能力的套語開闢文化租界。

這篇訪問的最大意義其實在於立此存照，事先張揚香港「國民教育」頂多再搞二十幾年，未來新一代港男港女都會好似霍民禧。

為存原貌，除了錯字錯文法錯標點符號，以及與事實不符的資料，整篇訪問，包括標題，一字不改。

煩請將這篇訪問放入二十五年後才打開的時間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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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政在生活」很「政」而並不「生活」。

今天的受訪者陳鑑林，很「左」而毫不含糊。

由於今次的受訪者是陳鑑林，加上記憶猶新，實在無法不令人回想起他最近一次最令筆者印象深刻的議會發言。

時間：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七日

地點：立法會會議廳

事件：

當天是立法會大會的日子，亦是足以寫入立法會歷史的特別一天。口頭質詢環節後，主席曾鈺成指示公民黨及社民連五位正準備辭職的議員，可向大會發表他 們的個人辭職解釋聲明。

社民連主席黃毓民得意地站起來，然後把其洋洋灑灑三千字的「辭職解釋」擺上支撐架，正欲把公社兩黨「五區公投運動」的「啓動儀式」載入立法會正式紀 錄的一剎那，來自會議廳「左」面的一把聲音響起。

毫無疑問地，聲音來自「左派」——民建聯的陳鑑林。

陳鑑林發言要求，將辭職議員的「個人解釋」以書面形式向全體議員發放，以察看辭職議員的「個人解釋」是否符合議事規則規定。而這一着，亦為回歸以來 立法會第五次的「流會」事件拉開序幕。

　　若隨後對公、社兩黨辭職議員發表嚴厲譴責聲明，並拉隊離場的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是「流會」事件的「最佳男主角」的話，那位要求打鐘call議員 開會，導致「流會」轉化為事實的「砲手」陳鑑林，必是眾望所歸的「最佳男配角」。

正當大家以為所有建制派紛紛離場，曾鈺成指示黃毓民可再次發言時，留在會議廳的陳鑑林再次出手，「主席，我要求點人數，因為似乎唔夠人」。

按照立法會議事規則，若開會人數不足三十人，在沒有議員提出點算開會人數以及主席沒有察覺之下，會議仍可進行。很多「正常」開會的時候，主席往往會 「隻眼開，隻眼閉」，容許會議在不夠法定人數的情況下繼續。而陳鑑林特別留守要求「敲鐘」，加上建制派議員不再返回會議廳，明顯是經過部署的行動，大大出 乎泛民及主席曾鈺成的意料之外。

隨後十五分鐘的「敲鐘」時間，電視鏡頭捕捉到的，是陳鑑林獨自坐在空空如也的建制派議員位置一方，默默注視泛民一方的表情及舉動，還有的就是曾鈺成 主席那塊「黑面」。

（一）

香港有一批堅定的「逢中逢共必反」的民主熱愛者，同樣亦有一批堅定的「愛國愛港」中堅份子，分佈在香港政治光譜的兩端，你有你的「左」，我有我的 「右」。

勝在香港有自由。在自由之下，即使是政治立場迥異，堅信理念者無可厚非。

「左」可以做得圓滑，亦可表現得強硬，而陳鑑林無疑就是堅守保皇親中理念的強硬派，以至毫不害怕、毫不介意各樣來自民間的批評，就擔當起類似「敲 鐘」這種隨時都會被對手及市民罵得狗血淋頭，且吃力不討好的「苦差」。

陳鑑林事後表示，「對於（五區辭職）無理取鬧啲嘢，如果乜都唔做，點啞忍得？唔做的話，可能香港市民會怪我地……而我地只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 身。」

陳鑑林回憶當日的行動，表示建制派內多個黨派就早有意思，認為不能讓辭職議員將立法會作為推銷他們所謂「公投」的平台。會議前亦料到各建制黨派會有 此行動，至於為何由他來充當「敲鐘人」？一向在議會內表現「硬淨」的「橄欖」表示，「始終都要有人做，大家叫到我，我亦樂意去做。」

面對來自民主派、網上言論的批評，甚至是以漫畫形式「醜化」民建聯的形象，「橄欖」話，「批評主要係來自對手（泛民主派），佢地話我地壓制言論自 由，但自由其實係佢地自己放棄，唔辭職的話留在議會就有。我地的行動符合規程，佢地亦唔能夠壓制我地表達不滿的方式。」

對於民建聯、工聯會以至大部分功能組別的建制派議員的批評以及形象「醜化」，在互聯網、社區之間已經流傳已久。網上群組facebook中，要找一 個反民建聯的群組可算輕而易舉且會員數目眾多。「食窮民建聯，票投社民連」，「民建聯最無恥」兩個group已經超過千名網民參與，而「我相信可以召集十 萬個厭惡民建聯的人」，人數已達八萬三千人，相信識得上網的民建聯成員不會不清楚。

對於民建聯成為眾矢之的，被市民批評，甚至「醜化」，陳鑑林說，「做得政治人物就要去面對呢啲嘢，我自己覺得社會上有不同聲音好自然。」

至於堅持自己「愛國愛港」的理念，卻被別人批評，內心是否會有hard feelings？

「我無這種感覺，從來沒有壞的感覺。別人批評我們，可能真的是我們做得不好，當聽到一些批評時，自己要反省下。但要做到個個都中意你，這是無可能的 事，是絕不可能的。另外，亦無需強求所有人都中意你，而去特別做些事情去取悅他們，因為作為政治（人物），每個人總有他們的立場。」

民主派當中，有如社民連三子的激進分子，建制派內亦有如陳鑑林、葉國謙等一向「口硬唔蝕底」，在對手口中專做「污糟邋遢」嘢的「硬淨分子」。陳鑑林 在回應市民批評時，不忘在言辭間攻擊對手一番。「都要看批評我們的是什麽人，如果普羅市民批評，我們真要反省所做的事情是否不對。社會上對我們有偏見的人 提出批評，主要是對手，一些支持對手的傳媒機構，以及一些對我們不是很了解的人。」

「民建聯內，有些議員的表達做得比較面面俱圓，但亦不失立場。我比較直接了當，畀人感覺較硬朗，往往帶來批評更加 大，這點我明白，而這只是表達手法不同。正如反對派一樣，有人用軟性，有人用激情表達，都是同樣道理……而我硬淨，是因為立場堅定，對於一個問題敢於講出 自己意見。至於意見成熟或是不成熟，要看整個過程內，對問題拿捏得是否準確，所表達的立場是否正確。不過，這麽多年來，未試過出現在表態犯了很大的錯 誤。」

陳鑑林表示，在多年的立法會生涯的議事過程中，議員是需要不斷進步的，「有時需要激就激，不需要就溫和點。這麽多年來，我都不算太偏激，但算硬淨， 特別在維護國家利益，香港長遠發展上，是要特別堅持的，所以立場需要堅定。在維護民建聯、維護國家安全等問題，我們不會掩掩揚揚，這些對於我而言，不會退 縮。」

（二）

正如泛民主派有他們追求民主的理念一樣，「傳統左派」亦有他們自身堅持的東西，不論堅持的是個人利益、大眾利益還是國家利益都好，只是人各有志或價 值觀使然。

然而，回歸十多年來，「左派」在香港人的印象之中卻是非一般的不好，這種傳統印象或許與他們的親共背景以至親政府的保皇形象息息相關。至於為何還是 揮之不去，陳鑑林認為，這是對手給他們定性的結果，而這種印象的來源，亦與港人的「大香港心態」相關。

「最主要令港人有這種感覺，是這幾年之間對手將我們定性出來的結果。事實上，回歸前，我們對政府對的事會支持，覺得不妥的就反對，回歸後以同樣態度 做事。今時今日是否所有政府的東西都盲目支持？我們亦不是。都是考慮到香港發展的需要。」

「今時今日來說，作為香港人必須認識到自己的定位，在這二三十年間，國家在改革開放後經濟飛快成長，是香港人感到詫異的。過往我們一直認為，香港是 最先進的、最好的、最繁榮的、最發達的，這幾個心態會造成香港人大香港主義的心態，好似高鐵一樣，令港人看不到原來十年前討論區域鐵路網絡時候內地已經做 緊，今日內地高鐵已經通車，我們還在爭論（採訪當日立法會財委會仍未通過撥款）。這種發展速度對比，差異很大，因此港人要調整思維。」

「橄欖」要扭轉「左派」形象，洗脫「保皇」習氣，關鍵還是靠兩個字——堅持。「就算田北俊在二十三條立法的時候，突然走出來講我反對，是否就代表他 以後就是民主派？不是嘛，同樣我們都做不到。我們亦覺得沒有必要刻意洗脫自己在市民心中認為的一種不良的形象。因為我們相信，經過一段長的時間，大家會看 到民建聯對社會問題的判斷，對香港的發展及國家的發展是有遠見和承擔的。」

「相信假以時日，香港人對左派的印象，是會改變的。」陳鑑林說。不過，或許頑固的港人會這樣回應，「相信假以時日，香港是會有真普選的，不知要假以 多久而已。」

（三）

或許很多港人認為，要成功培養「左仔」，必然來自「左派」學校又或「左派」系統；很多本來親中親共，有如司徒華、李柱銘等人則因為「六四事件」而跟 中共分道揚鑣，而陳鑑林則正正反其道而行。

在一九四九這個動蕩年代出生在廣東潮州的陳鑑林，八九歲的時候跟隨父母來港。初來港時，家境堪憂，只能住在木屋，兩年過後則搬去觀塘的徙置區。他表 示，父母並非加入工會，而自己亦在九龍城的一所英文書院就讀，跟其它年輕人一樣，都接受英式的教育，在整個接受教育的過程中，對內地的國情、中國文化的接 觸相當少。

而直到中學階段，政治才在他心中萌芽。「去到中學的時候，剛好是內地文化大革命，很多內地文革的活動，香港新聞亦有報道，當時就開始有少少意識。不 過只是知道一個很龐大的群眾運動在內地進行，當然香港亦有出現街頭『掟菠蘿』等抗爭活動，但當時我們正在讀書，對於這些事，學校內無討論，根本不懂得分對 錯，亦完全沒有參與。」

陳鑑林畢業後，做了六年的海員，是船上的desk officer，主要負責管理船上的營運，去的目的地是台灣、日本、新加坡、澳洲，以及東南亞等地，甚至是一些更窮困的國家如孟加拉、印度、印尼。海上漂 泊的經歷，周遊列國，令他逐漸形成中國人的國家認同。

「好比去到孟加拉，當時中國與孟加拉的外交關係特別好，上到岸，當地的海關人員對中國籍海員的態度非常好，好有禮貌。但去到澳洲又有不同看法，當地 的人就不當你是中國人，而是台灣人及日本人。這種差異對待，當時開始就有感覺，中國人在國際上的地位十分重要。」

海員生涯的後期，陳鑑林到訪大陸港口的機會不斷增多，亦認識到國家必須發展的道理。「改革開放前，國家的發展非常落後。初期入去時候，還需要糧票， 米票，民眾生活很艱難，而去到其它國家，相比之下就見識到自己國家的窮困，人民生活艱苦。體會很深刻。」

離開大海，踏入政壇，一九八八年剛進入區議會不久，陳鑑林就直面「八九六四」的政治分水嶺，「當時我有簽名支持學生，覺得國家要逐步邁向進步，邁向 民主是應該的，甚至學生提出的要肅貪，要有透明度，要政府做得更好的訴求，這些是完全支持的。不過，去到活動尾聲，開始出現不愉快的事件，譬如，在外國國 賓訪問時製造一些事端，我就想，是否有需要做到這樣呢？」

陳鑑林又堅持，「去反映問題，去爭取訴求，我始終堅持『有理有節』，按步驟去做。但我當時自己的感覺是，事件已經去到一個很極端的階段，不是我所希 望見到的。」

「國家要發展，就需要時間，要其一夜之間轉變，未必能出現一個好結果。所以我對國家發展速度以及管治的困難有一種自己的看法。它並不是透過一個大的 轉變就能解決，我直到現在都堅持這種看法是對的，畢竟國家有十多億人口，要解決溫飽問題、回應不同的訴求，都有好大的難度。但六四後，國家在回應社會各方 面訴求做了不少工作，亦有很大進步，這是一個事實。」

不過，陳鑑林亦認同，內地政府對文化大革命已有蓋棺定論，「六四」仍有待一個說法。面對國家以至香港的發展現狀，社會聲音的分化有不斷擴大的趨勢， 他認為，「要令每一個人都滿意國家或香港發展及現狀並不容易，總有些人認為國家的民主政制發展不夠快，不理想。但你要看，它是否有在發展？很明顯是在進步 的，總不能明天就馬上進行全面國家領導人的普選，這是無可能的事。這樣做，只會令自己國家帶來分裂及很可怕的衝擊。」

或許陳鑑林堅持的理念，對香港以及國家發展的說法，未必能得到很多香港人、特別是《信報》 讀者的認同，但在標榜民主的香港社會，正正應有如此的胸襟和器量容納百家之言。或「左」或「右」並不重要，對本所持有的信念有所堅持便值得尊重。真正左右 大局的並非單純「左」或「右」，而是這對立統一的規律。「左」與「右」，其實是相互依存的，但願「左」與「右」能互相尊重彼此所堅持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