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爭取2012年雙普選」動議辯論發言稿
2009-12-09
香港新民主運動的里程碑
「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爭取2012年雙普選」動議辯論發言稿
2009-12-09
香港新民主運動的里程碑
「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爭取2012年雙普選」動議辯論發言稿
「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爭取2012年雙普選」動議辯論發言稿
2009-12-09
香港新民主運動的里程碑
「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爭取2012年雙普選」動議辯論發言稿
今(2009)年9月中旬，社會民主連線發表「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爭取2012年雙普選」政治說帖，兩個月來，民主派陣營眾說紛紜，爭議不斷。今天，本席在這議事堂上，提出「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爭取2012年雙普選」動議，期待民主派盟友能以香港民主發展大局為重，對相關議題條理分析，雄辯滔滔，讓真理越辯越明。
社民連嚴肅對待「爭取2012年雙普選」的競選承諾，且坐言起行，不惜由社民連全體立法會議員辭職觸發補選，透過在補選中提出單一議題，實現變相公投，將政制發展決定權交還給人民，使香港人在沒有「公投法」的情況下，可以體驗直接民主。
一、爭取普選 鍥而不捨
港人爭取民主，經已走過廿多年的漫漫長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為爭取「八八直選」，民間於1986年10月成立「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發表「一九零方案」，支持普選行政長官及1997年至少有半數立法局議席由直選產生。翌年，港英擅專政府公佈政制檢討綠皮書結果，公然扭曲民意，與今天的特區專權政府如出一轍；彭定康後來「吐實」：那是中英雙方聯手扼殺「八八直選」的結果。撫今追昔，足證未經人民授權的統治者主動改革，賜予港人民主，恐怕是與謀皮。
1989年「六四慘案」發生後，民主派開始積極參與三級議會的選舉，催生民主黨的前身「香港民主同盟」，並在各級選舉中節節勝利。1994年的立法局進行1995年的政制大辯論，最終彭定康的「新九組」方案獲通過，而劉慧卿的「全面直選」私人法案，因「匯點」三位直選議員李華明、黃偉賢、狄志遠對議案投棄權票，以廿一票反對、二十票贊成被否決。如今劉慧卿及李華明已經份屬黨友，今天說來，不無感慨。自此以後，中方「另起爐灶」，拆毀「直通車」，迫使民主派於回歸之初全面撤出議會。
1998年的選舉讓民主派重返議會，一方面繼續監察政府，防止民主倒退，另一方面積極爭取「0708雙普選」，然而有功能組別和分組點票的緊箍咒，無從阻止董建華政府的倒行逆施，直至2003年，董氏政府為「廿三條立法」蠻幹到底，港人在「七一大遊行」彰顯人民力量，方能首次挫敗長官意志，並成功捍衛人權、自由、法治等港人的核心價值。
總括而言，民主派一直鍥而不捨爭取民主，盡力捍衛自由與公義，其貢獻不容否定，市民亦有目共睹。
二、沒有抗爭 那有改變
只是，香港的政治建制，是由共產極權及其卵翼底下的保守工商界利益集團所操控。工商界向北京輸送政治忠誠，換取政治特權，使特區政府的施政不得不向利益集團靠攏。正如《信報》主筆練乙錚所言：
「功能界別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免費政治午餐，幾乎沒有成本可言，那些『幾點不露』的議員，連時間成本也泰半省卻。但是，保存這些議席，必引起不少社會矛盾和市民對特權的愈發不滿，這些沉重代價，都由北京『埋單』，因為大家都知道，功能界別的存廢，盡繫於北京的一念之差。按此利害唯物分析，不難得出的結論是：面對功能界別存廢，本地既得利益比北京路線更保守！」
長此下去，香港若要免於沉淪，社會上更需要堅定不移的反對派，方可加強監察專權政府的力度，但若言要更進一步爭取民主，則必須衝擊不義的政治建制。是以，若民主派依然沿用殖民地議會那種英式紳士的議政，實無助打破困局，這就是社民連採取和平抗爭的手段，衝擊專權政治的理由。
為此，社民連不只進行議會抗爭，還堅持在議會外公民抗命，並透過司法覆核挑戰政府權威，雖然迭遭打壓，但依然一以貫之。如今，特區政府兩面三刀，意圖以2017及20年雙普選的空頭支票，矇騙渴望政制有所寸進的善良市民，若此計不成，則再一次將政制原地踏步的罪名，栽在民主派頭上，加上建制派明目張膽在「普選」的意義上偷換概念，形格勢禁，必須推動港人支持「沒有抗爭，哪有改變」的新民主運動，始可令民主派及其支持者日新又新，迎難而上。
公民黨社民連揭櫫新民主運動的大旗，推動變相公投，與全港市民一起實現本地有史以來，首次讓市民體驗直接民權的創舉。
三、直接民主 世界潮流
民主可以簡單分為兩種。其一是我們正在追求的間接民主，以代議政治的形式呈現。其二則是法國啟蒙時代哲學家盧梭主張的直接民主。盧梭反對一切形式的議會政治及政黨政治，認為「主權不可出讓，民意不能代表」，主權應牢牢握在人民手中，立法權歸於全體人民，使法律體現「公意」。當然，在現實中，他的主張極其量只能局部實現，所以在若干的民主國家，設有公投法，容許人民就重大的事件「全民公決」。
在香港周邊，只有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有「公投法」。台灣已進行過數次「全國性」及地區性公投，至今尚未有一次得以通過，然而，以最近的澎湖縣就應否開設賭場所作的公投為例，其過程使社會上具有極大爭議的決策得以聚焦討論，正反雙方皆獲對等的平台鋪陳理據，最後以投票讓全民為自己的決定負責，爭議也因有公認的標準而可定案，避免社會撕裂。
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當年即提倡「人民有權，政府有能」，人民擁有政權，政府享有治權。政權包括對人事有選舉及罷免權，對法律則有創制及複決權，那就是直接民權。諷刺的是孫中山稱之為辛亥革命發源地的香港，整個世紀下來連間接民權也得不到落實，民意代表無法制定法律，立法會議員提出法案受《基本法》七十四條的限制，在此之上還有分組投票，環顧全世界的代議政治，也找不出如香港這般的立法機關，其成員竟無從直接立法，更遑論最大多數人的福祉，由人民自行決定，而非由統治者決定。
「當一個社會達到非變革不可的時候，如果改革的勢力受到頑固的舊勢力阻撓甚至封殺，則常會經過一個『左』的極端。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前的中國社會，正是一個頑固保守勢力抗拒變革，封殺變革，令到變革力量激化的社會，最後取而代之。
香港主張『全面直選』的人，只是止於『鼓動風潮、造成時勢』的言論層面，他們並非像列寧所言『利用步槍刺刀以及其他有威力的工具，迫使另一部分人民，依照他們的意志去行動』的『革命』行動。
香港具備建立普及、自由選舉的客觀條件，卻有人以中國大陸客觀情勢發展作為標準，硬說主張『全面直選』是一種『偏激急進』的政治主張，會為香港帶來動盪。殊不知『一國兩制』這個觀念的發明，就是承認香港有比中國大陸實行普及、自由選舉更優越的條件。
香港現階段的社會環境與當年共產黨向國民黨奪權的客觀情勢不同。香港是一個多元、開放、繁榮進步，以中產階級為主軸的社會，讓港人一人一票選出立法局議員，不會變成『暴民政治』，不會使社會結構有任何根本的改變。」
以上是引述本席在十四年前所寫的文章部分論述，卻依然適用於今天我們對民主的討論，本席倒沒有因先知先覺而喜，反為香港的民主停滯而悲。
文化評論家陳雲在11月22日的《明報》撰寫長文《困局之內爭民主》，當中言及：「目下，香港人如要民主，只能運用自己僅存的制度資源、民主政黨、言論自由和文化想像力來爭取。這是個艱難的歷程，也是香港成長必經之路。香港的民主進程，不能總是靠英美的照顧及中共投鼠忌器式的放權，香港要離開特權的護蔭，如世上最終爭取到民主的人群一樣，自己付出努力，付出代價。頂得住北京的威嚇、頂得住親共爪牙的辱罵，頂得住本地部分變成鷹犬的警察和特務的滋擾，要視香港為家，便要要以沉靜的、柔韌的、有時要犧牲或支持人家犧牲抗爭。
有激進的人願意出面承受犧牲的代價，是勞苦民眾的福氣，勞苦大眾不應背棄或戲謔出來抗爭的義人。香港的窮人服膺「和諧社會」，是住進牛棚當奴隸而已，家已經給富人抄了。石崗菜園村、「領匯」統治的商場和無數舊區重建的例子，就是窮人被抄家的歷程。我不是要香港的義人上街暴動，恰恰相反，在中共的強勢高壓之下，義人要尚智好學，要沉靜思考，認識國際局勢，認識香港社會壓榨的真相，認識孤立無援的困局，堅決而柔韌地持續抗爭。不是要犧牲，而是要以犧牲來博取成功。博取成功的條件未足夠，不可輕言犧牲，而應集結正義的勢力。
2009-12-09
香港新民主運動的里程碑
「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爭取2012年雙普選」動議辯論發言稿
今(2009)年9月中旬，社會民主連線發表「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爭取2012年雙普選」政治說帖，兩個月來，民主派陣營眾說紛紜，爭議不斷。今天，本席在這議事堂上，提出「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爭取2012年雙普選」動議，期待民主派盟友能以香港民主發展大局為重，對相關議題條理分析，雄辯滔滔，讓真理越辯越明。
社民連嚴肅對待「爭取2012年雙普選」的競選承諾，且坐言起行，不惜由社民連全體立法會議員辭職觸發補選，透過在補選中提出單一議題，實現變相公投，將政制發展決定權交還給人民，使香港人在沒有「公投法」的情況下，可以體驗直接民主。
一、爭取普選 鍥而不捨
港人爭取民主，經已走過廿多年的漫漫長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為爭取「八八直選」，民間於1986年10月成立「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發表「一九零方案」，支持普選行政長官及1997年至少有半數立法局議席由直選產生。翌年，港英擅專政府公佈政制檢討綠皮書結果，公然扭曲民意，與今天的特區專權政府如出一轍；彭定康後來「吐實」：那是中英雙方聯手扼殺「八八直選」的結果。撫今追昔，足證未經人民授權的統治者主動改革，賜予港人民主，恐怕是與謀皮。
1989年「六四慘案」發生後，民主派開始積極參與三級議會的選舉，催生民主黨的前身「香港民主同盟」，並在各級選舉中節節勝利。1994年的立法局進行1995年的政制大辯論，最終彭定康的「新九組」方案獲通過，而劉慧卿的「全面直選」私人法案，因「匯點」三位直選議員李華明、黃偉賢、狄志遠對議案投棄權票，以廿一票反對、二十票贊成被否決。如今劉慧卿及李華明已經份屬黨友，今天說來，不無感慨。自此以後，中方「另起爐灶」，拆毀「直通車」，迫使民主派於回歸之初全面撤出議會。
1998年的選舉讓民主派重返議會，一方面繼續監察政府，防止民主倒退，另一方面積極爭取「0708雙普選」，然而有功能組別和分組點票的緊箍咒，無從阻止董建華政府的倒行逆施，直至2003年，董氏政府為「廿三條立法」蠻幹到底，港人在「七一大遊行」彰顯人民力量，方能首次挫敗長官意志，並成功捍衛人權、自由、法治等港人的核心價值。
總括而言，民主派一直鍥而不捨爭取民主，盡力捍衛自由與公義，其貢獻不容否定，市民亦有目共睹。
二、沒有抗爭 那有改變
只是，香港的政治建制，是由共產極權及其卵翼底下的保守工商界利益集團所操控。工商界向北京輸送政治忠誠，換取政治特權，使特區政府的施政不得不向利益集團靠攏。正如《信報》主筆練乙錚所言：
「功能界別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免費政治午餐，幾乎沒有成本可言，那些『幾點不露』的議員，連時間成本也泰半省卻。但是，保存這些議席，必引起不少社會矛盾和市民對特權的愈發不滿，這些沉重代價，都由北京『埋單』，因為大家都知道，功能界別的存廢，盡繫於北京的一念之差。按此利害唯物分析，不難得出的結論是：面對功能界別存廢，本地既得利益比北京路線更保守！」
長此下去，香港若要免於沉淪，社會上更需要堅定不移的反對派，方可加強監察專權政府的力度，但若言要更進一步爭取民主，則必須衝擊不義的政治建制。是以，若民主派依然沿用殖民地議會那種英式紳士的議政，實無助打破困局，這就是社民連採取和平抗爭的手段，衝擊專權政治的理由。
為此，社民連不只進行議會抗爭，還堅持在議會外公民抗命，並透過司法覆核挑戰政府權威，雖然迭遭打壓，但依然一以貫之。如今，特區政府兩面三刀，意圖以2017及20年雙普選的空頭支票，矇騙渴望政制有所寸進的善良市民，若此計不成，則再一次將政制原地踏步的罪名，栽在民主派頭上，加上建制派明目張膽在「普選」的意義上偷換概念，形格勢禁，必須推動港人支持「沒有抗爭，哪有改變」的新民主運動，始可令民主派及其支持者日新又新，迎難而上。
公民黨社民連揭櫫新民主運動的大旗，推動變相公投，與全港市民一起實現本地有史以來，首次讓市民體驗直接民權的創舉。
三、直接民主 世界潮流
民主可以簡單分為兩種。其一是我們正在追求的間接民主，以代議政治的形式呈現。其二則是法國啟蒙時代哲學家盧梭主張的直接民主。盧梭反對一切形式的議會政治及政黨政治，認為「主權不可出讓，民意不能代表」，主權應牢牢握在人民手中，立法權歸於全體人民，使法律體現「公意」。當然，在現實中，他的主張極其量只能局部實現，所以在若干的民主國家，設有公投法，容許人民就重大的事件「全民公決」。
在香港周邊，只有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有「公投法」。台灣已進行過數次「全國性」及地區性公投，至今尚未有一次得以通過，然而，以最近的澎湖縣就應否開設賭場所作的公投為例，其過程使社會上具有極大爭議的決策得以聚焦討論，正反雙方皆獲對等的平台鋪陳理據，最後以投票讓全民為自己的決定負責，爭議也因有公認的標準而可定案，避免社會撕裂。
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當年即提倡「人民有權，政府有能」，人民擁有政權，政府享有治權。政權包括對人事有選舉及罷免權，對法律則有創制及複決權，那就是直接民權。諷刺的是孫中山稱之為辛亥革命發源地的香港，整個世紀下來連間接民權也得不到落實，民意代表無法制定法律，立法會議員提出法案受《基本法》七十四條的限制，在此之上還有分組投票，環顧全世界的代議政治，也找不出如香港這般的立法機關，其成員竟無從直接立法，更遑論最大多數人的福祉，由人民自行決定，而非由統治者決定。
「當一個社會達到非變革不可的時候，如果改革的勢力受到頑固的舊勢力阻撓甚至封殺，則常會經過一個『左』的極端。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前的中國社會，正是一個頑固保守勢力抗拒變革，封殺變革，令到變革力量激化的社會，最後取而代之。
香港主張『全面直選』的人，只是止於『鼓動風潮、造成時勢』的言論層面，他們並非像列寧所言『利用步槍刺刀以及其他有威力的工具，迫使另一部分人民，依照他們的意志去行動』的『革命』行動。
香港具備建立普及、自由選舉的客觀條件，卻有人以中國大陸客觀情勢發展作為標準，硬說主張『全面直選』是一種『偏激急進』的政治主張，會為香港帶來動盪。殊不知『一國兩制』這個觀念的發明，就是承認香港有比中國大陸實行普及、自由選舉更優越的條件。
香港現階段的社會環境與當年共產黨向國民黨奪權的客觀情勢不同。香港是一個多元、開放、繁榮進步，以中產階級為主軸的社會，讓港人一人一票選出立法局議員，不會變成『暴民政治』，不會使社會結構有任何根本的改變。」
以上是引述本席在十四年前所寫的文章部分論述，卻依然適用於今天我們對民主的討論，本席倒沒有因先知先覺而喜，反為香港的民主停滯而悲。
文化評論家陳雲在11月22日的《明報》撰寫長文《困局之內爭民主》，當中言及：「目下，香港人如要民主，只能運用自己僅存的制度資源、民主政黨、言論自由和文化想像力來爭取。這是個艱難的歷程，也是香港成長必經之路。香港的民主進程，不能總是靠英美的照顧及中共投鼠忌器式的放權，香港要離開特權的護蔭，如世上最終爭取到民主的人群一樣，自己付出努力，付出代價。頂得住北京的威嚇、頂得住親共爪牙的辱罵，頂得住本地部分變成鷹犬的警察和特務的滋擾，要視香港為家，便要要以沉靜的、柔韌的、有時要犧牲或支持人家犧牲抗爭。
有激進的人願意出面承受犧牲的代價，是勞苦民眾的福氣，勞苦大眾不應背棄或戲謔出來抗爭的義人。香港的窮人服膺「和諧社會」，是住進牛棚當奴隸而已，家已經給富人抄了。石崗菜園村、「領匯」統治的商場和無數舊區重建的例子，就是窮人被抄家的歷程。我不是要香港的義人上街暴動，恰恰相反，在中共的強勢高壓之下，義人要尚智好學，要沉靜思考，認識國際局勢，認識香港社會壓榨的真相，認識孤立無援的困局，堅決而柔韌地持續抗爭。不是要犧牲，而是要以犧牲來博取成功。博取成功的條件未足夠，不可輕言犧牲，而應集結正義的勢力。
| 本帖最後由 sparkfit 於 9-12-2009 22:39 編輯 由於中共處於強勢，香港的義人要在安全的範圍內，明確表示爭取民主的態度，無論民主黨派如何不濟，都要投民主黨派內的先進分子一票，不能以犬儒的態度回避投票，或者出於戲謔或意氣，而投票給親共、親商的候選人。每張正義的投票，每次民主示威得到正義市民的默默贊許，都顯示香港爭取民主的決心。」 社民連正是希望「以犧牲來博取成功」，須知道按現時的事態發展，社民連全體立法會議員必須總辭，方能促成「五區總辭、全民公決」，對於一個初生的政治組織，若完全喪失立法會此一平台，大有亡黨之虞；而為達至「五區總辭、全民公決」，議題也是兼容並包，一方面堅持爭取2012年雙普選，另一方面也不排拒要求路線圖，那是求同存異，真誠地與盟友並肩作戰。 四、民主運動 新的里程 若論「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的倡議，已然分化泛民主派，未見其利先見其害，故言絕不可取。須知道所謂泛民主派的「團結」，並非個別民主派政客的團結，而是全港支持民主的市民的大團結。誠如何俊仁主席所言，現在對於「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的爭端，是策略的分歧，而非因立場歧異而分裂。有論者將此「矛盾」視為負面，但我們可以稱之為一場釐清香港民主運動涵義的大辯論。由應否確保「否決權」，到建制內一個議席的價值，及至變相公投的勝算，無一不牽涉民主運動的詮釋，如今論據紛陳，實大大有助於公眾重新審視香港的民主運動何去何從。 「五區總辭，全民公決」會否觸怒北京爺們？民主派為得到中央政府對港人的信任，而可以犧牲對民主自由等價值的堅持，那仍是民主派嗎？《美國獨立宣言》草擬人，即美國第三任總統湯瑪士‧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有言：「國民若不經常提醒其統治者他們依然具有反抗的精神，則此國又怎能保其自由於不墮？」（"And what country can preserve its liberties if their rulers are not warned from time to time that their people preserve the spirit of resistance?"） 「五區總辭，全民公決」如果成功，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首次在行使主權的地區，有人民透過民主程序，對全國最高權力機關的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提出不同意見，凸顯人大常委違反憲法第二條「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及第三條人大「對人民負責」的規定。 今年二月初，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獲得以色列政府頒贈「耶路撒冷文學獎」。村上春樹到耶路撒冷領獎，卻在以色列總統佩雷斯面前，發表英語演說《永遠站在雞蛋的那方》 （Always on the Side of the Egg），抨擊以色列軍方大規模轟炸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 他如是說：「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誰是誰非，自有他人、時間、歷史來定論。但若小說家無論何種原因，寫出站在高牆這方的作品，這作品豈有任何價值可言？」 我在此懇切地呼籲，對「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的成效仍然存在疑慮的市民，尤其是那些聲稱擁有知識的學者，就算始終認為我們有多麼的錯誤，在共產政權的專制高牆前，也選擇站在雞蛋的一方。眼見祖國的維權人士，異見份子，只因用言論或行動捍衛良知及爭取公義，一一身受國家機器的暴力威脅，身在香港的中國人，在沒有暴力威脅的環境下若仍故步自封，實愧對內地這一群仁義之士。 我對民主政治有一個更高層次的期待，或者說是一個烏托邦，那就是有一天，到了直接民主已達到成熟階段之時，真正有高尚情操的理想家，儘可以人民接受其主張為止境，而不必參加競選。君子群而不黨，這種真正為主張而團結，且完全超越本身私利的「群」，將更為人民所信賴，玩弄政黨政治及為個人權位的目的的政客，將無所施其技。到了那個時候，議會已不能歪曲民意；政黨依然存在，但政黨已不能把持議會。 歐盟之父庫登霍夫‧卡勒吉，在《泛歐洲》一書中說過這樣一句話：「所有偉大的歷史事件，都是作為烏托邦開始，作為現實結束。一個想法是只停留在烏托邦的程度，還是會成為現實，這要看相信它的人數以及他們的行動力。」 傳媒不足信，政客不可靠。我們應當將民主的希望，寄託於香港人民，而非寄託於北京、特區政府、建制派，甚至民主派身上。再引用孫中山的說話：「吾心信其可行，移山倒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也。」民主運動不能再原地踏步，讓我們共同建立新民主運動的里程碑。 黃毓民 2009年12月9日 立法會大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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